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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取证刑事责任初探-律师取证刑事责任现状原因剖析 2009-3-23
北京市君本律师事务所 武云亭
第一、在立法层面,现行《刑法》有关规定短期内难以撼动。
一方面,十年来律师业界的抗争和学者的呼吁此起彼伏,但收效微乎其微;前文谈到的人大代表的立法建议,泥牛入海,一去无音。另一方面,全国范围内律师因调查取证行为被立案侦查,锒铛入狱的信息不绝于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权威消息显示,立法机关有取消或修改相关规定的立法动议。种种迹象表明,现行《刑法》有关规定短期内难以撼动,势必导致律师取证刑事责任问题长期存在。
第二、职业歧视和职业报复将长期存在。
我国司法体制长期以来培植了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无与伦比的优越感。“检察至上型”司法体制更使得控诉机关不但不屑与辩护人比肩,甚至还将审判权置于其监督之下。律师制度恢复之初,一些司法人员摇身变成“特邀律师”,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在职有权利,离职有钱赚”,原有优越感被空前放大。法学毕业生是在不被司法机关选择后才选择了律师行业。长期以来,有罪推定思想影响根深蒂固,律师往往被视为犯罪分子的代言人和办案活动的干扰者。律师辩护意见不被当作技术观点,平等探讨;律师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在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这种职业歧视在检察官当事人化之前是无法消除的,职业歧视个案化产生的职业报复也在所难免,包含律师取证刑事责任在内的律师刑事风险也将长期存在。
第三、律师素质良莠不齐,自毁声誉时有发生,授人以柄。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2],以此比喻前述高违法、违规率导致律师取证刑事责任虽不好听,但并未为过。有学者指出,《刑法》第306条的制定过程有长官意志痕迹:1996年11月22日,有关部门专门召开《刑法》修订大型座谈会,司法部代表就谈到《刑法》第306条存在歧视律师业的问题时,主持会议的一位领导问,难道律师不作伪证就不能从事辩护?难道律师作伪|||证就可以不受惩戒?司法部的代表无言以对。这位领导就说,没话说了吧,写上,修订后的《刑法》就有了该条[3]。该说法真实程度无从考证,但从本文实证考察结果看,“难道律师不作伪证就不能从事辩护”问话折射出的违法、违规问题并非危言耸听。尽管总的来讲,只占绝对少数。律师素质良莠不齐,律师自毁声誉时有发生,必然授人以柄,使得为律师请命者无言以对,制约律师取证刑事责任问题的解决。
第四、推动立法的法理依据不力。
赋予律师刑事豁免权一度呼声很高,并试图以此推动立法改进,但同样收效甚微。考虑有以下原因:一、律师刑事豁免权的依据是联合国1990年在古巴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其中第20条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4]。可见豁免权对象主要限于言论。二、律师享有豁免权,仍应履行一定法律义务,否则将受到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还会受到刑事追究。三、现行《刑法》第306条规定第2款规定,证据失实但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5];即将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的《律师法》第37条第2款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6]。这些规定尽管与律师刑事豁免权不尽相同,但已有律师刑事豁免权精神体现,因此还不能说我国法律完全没有规定律师刑事豁免权。因而,单以律师刑事豁免权推动立法尚显动力不足。而除此之外,一时又无更有力的法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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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刑法》第306条的犯罪主体特定职业化,具有浓重的职业歧视倾向。根据刑法学教授陈瑞华介绍,各国对律师职务犯罪大体有为两种,即出卖委托人利益和妨碍司法公正。其中妨碍司法公正犯罪主体大都无特定职业化特征。如,德国有诱骗他人伪证罪,其主体不只是律师,还包括警察、检察官[7]。现行《刑法》第306条的犯罪主体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而律师是职业的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无疑特定化到了律师职业,实际成了专门针对律师的犯罪,反映了立法对于律师业界浓重的职业歧视倾向。
其二,现行《刑法》第306条、第307条的犯罪客观方面表述模糊不清,客观上赋予司法机关对律师“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解释特权。
本文考察的30起案例中,没有1起涉及毁灭证据行为。这是因为“毁灭”一词被随意解释的空间有限。比如,作为毁灭对象的证据必须是特定的可以毁灭的物,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非证人证言证据,这些证据是否被毁灭判断起来简单,不会产生歧义;再如,毁灭的语文解释为毁坏、消灭[8],该含义指向的行为属性和特征容易识别,是否构成毁灭的界限一般情况下是清楚明确的。
“伪造(含帮助伪造)”的情形就有所不同,包括制作伪证据和变造真证据或两种情况兼而有之。伪证据是相对于真证据而言的,判断时需有真证据标准进行比较,这在实践中并非都能做到。如在本文考察的薛辉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罪中,涉及被害人身份证,通过技术鉴定易于判断[9]。而在王宏柱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罪中,涉及一份复印件形式的担保协议书。鉴于无原件比对,判断起来就有难度[10]。变造也是如此,在周怡梅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罪中,涉及的是否在证人证言中添加了证人不曾陈述过的内容。是否确有变造行为仅依证人自己的陈述[11],有失于草率。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做出明确规定十分重要。而现行刑法并未做到,司法解释也无补充,客观上给司法机关敞开了随意解释的方便之门,同时也将律师置于高刑事责任风险的边缘。
“妨害”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妨害”的语文含义是有害于某事或某人[12]。《刑法》和司法解释没有就“妨害”概念设定任何限制,以丰富其内涵和缩小其外延。鉴于辩护本身就是针对控诉的妨害,证人反复和取证行为瑕疵,都可能瞬间诱发律师刑事风险。本文考察的黄|||亚斌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罪中,在黄亚斌提交的四份证言客观上均得到证人认可,只是存在取证行为瑕疵,司法机关还是为之演绎了一个完整的追诉过程[13]
其三、立法上未赋予律师应有的职业特权。
鉴于辩护律师承担法律职能根本上与控诉职能相对立,遭受职业报复的风险理论上无法避免。因此,律师是否享有相应特殊职业权利格外重要。我国《律师法》中,一是没有赋予辩护律师完整意义上的刑事豁免权;二是是否启动对律师刑事追诉,完全由控诉机关决定,法院只是被动审判;甚至对律师的侦查和起诉仍由原案件的侦查员和公诉人承办;三是对律师采取强制措施,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机关没有发言权。从而造成律师在为他人提供法律保护的同时自己却没有保障的尴尬局面。
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司空见惯的现象,使律师刑事风险雪上加霜。
首先,羁押常态化带来司法公正难以承受之重,加剧了办案人员对律师的敌视情绪。羁押常态化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况下,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终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将给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带来一系列麻烦,如国家赔偿、错案追究、丧失荣誉和奖励、甚至升迁受阻等。律师介入显然会促使事态如此发展,原有职业对立便加剧为敌对情绪。本文考察的卢钟信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罪中,为卢钟信提供帮助的律师要求撤销案件无罪释放卢钟信时,侦查机关反应强烈:“我们已经奖了10万元给河池市公安局(实际抓获卢钟信承办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辛辛苦苦侦查才把三个罪犯抓回来,侦查了几年后却被你们律师‘捣混了水’,你们这些律师不但替罪犯讲坏话,而且为罪犯作伪证,这些律师不治罪我们公安局就关门大吉了”[14]。一番话中,既提到了奖励、又提到了辛苦,既表达了对“捣混了水”的律师的愤慨、又表达了对“替罪犯讲坏话、作伪证”的律师的深恶痛绝,最终表达了“这些律师不治罪我们公安局就关门”的报复决心!唯独没有提到的是对正确执行法律的信念和对人民法院公正审判的信心。如此一番话语怎能不令入耳律师不寒而栗?|||
其次,控辩平衡机制的缺失是给辩护律师带来灾难的罪魁祸首。
根据现代诉讼理论,控辩双方在诉讼中地位平等,法官居中裁判,不偏不倚。而在我国这一机制是缺失的。《刑事诉讼法》第8条关于检察院法律监督地位的规定[15]、第169条关于“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的规定[16],打破了第7条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机制[17],使“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成为泡影。实践中检察院高高在上,对审判当庭指手画脚干扰诉讼秩序。直到六部委联合作出《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出,对庭审活动的纠正意见,应当庭审后提出[18]才得以平息。现行刑事诉讼法修订实施之初,审判方式由纠问式向抗辩式过度改革,曾经出现过公诉人拒绝在合议庭入席时起立致敬、公诉人因为座椅和辩护人的座椅高度相同,而比审判长的座椅较低拒绝入座,合议庭一时竟不知所措的情况。在人民检察院对其至上地位极端重视心态驱使下,控辩双方真正平等不可能实现。
控辩平衡机制的缺失,解释了为什么在本文考察的30起案例中,犯罪主体全部是担任辩护人的律师,而没有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律师,以及因《刑法》第307条遭刑事追究的律师远远少于因《刑法》第306条的原因。因为,担任辩护人的律师面对的是以公诉人和侦查员为代表的强大国家机关,而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律师面对的是对方当事人和与自己同样的执业律师,一方当事人和代理律师显然不可能把另一方的当事人和代理律师抓走问罪。
首先,庭审功能不被重视,庭审流于形式。
法庭审理是刑事诉讼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所有证据都要在此接受审查。而实践并非如此,庭审功能未得到应有重视,庭审流于形式。证据认定并非以当庭查明证据为准,而过分青睐庭前公诉机关移送的证据。本文考察的马爱芝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和钱丽新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罪中,马爱芝和钱丽新在取证时都告诉证人,“证人在法庭上说的才算”[19]或“法院判决是以法庭上讲的为准的”[20]。这一说法原本是正确的,但法院不但没有认|||定证人当庭证言,反将此话作为诱导证人改变证言的口实。庭审功能被漠视由来已久,早在“严打”期间,公检法联合办案,就有地方人民法院就“严打”期间是否还要开庭审理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庭审流于形式纵容了控诉机关对当庭证人针对性侦查,又使得控诉机关在取得证人反复后的证言后转而去找律师麻烦。
其次,对证人的漠视造成证人随意出证。尽管《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了公民的作证义务[21],但从维护法制秩序大局而言,证人作证仍是证人对社会的贡献。因此,应当培植公民作证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促使公民自觉踊跃作证;给公民以精神和物质嘉奖以肯定公民作证;加强法律保护,以解除公民作证后顾之忧;建立科学的证人宣誓制度,以促使公民客观如实作证。而长期以来,司法实践对证人是漠视的。比如,很少有侦查人员对证人作证表示感谢、除了个别悬赏之外少有对证人嘉奖的、至今没有建立对证人保护的具体制度、证人出证前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法律保证,保证的原因是伪证的法律责任。相反,侦查机关很多时候是传唤证人到公安局接受问话,证人会被反复告知作伪证承担法律责任;对出具了不利于控诉证言的证人,会被转换为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凡此种种致使证人的出证环境充满忧虑和不安。长期以来对证人的漠视,造成证人怠于出证、顺从办案人员出证、出证后反复等出证极不严肃情形,无法保证言的质量,甚至障碍诉讼进行。当证人分别面对侦查人员和律师不同取证主体出现反复时,律师刑事风险可能瞬间转为现实。

    (三) 律师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合规性严重欠缺的原因分析

第一、不能自重,咎由自取的。
即明知违法而为之,“知法犯法”。这是最令维权机构难堪的情形。
本文考察的张建中涉嫌帮助伪造证据罪中,张建中制造并使用倒签时间的授权委托书[22];在周怡梅涉嫌辩护人造证据罪中,周怡梅在调查笔录中添加了证人不曾陈述的内容[23];在蒋道财涉嫌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罪中,蒋道财帮助被告人家属传递材料;在石勇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罪中,石勇向某法官行贿,该法官帮助伪造了被告人立功证据[24]等等,都属|||这一情形。
抛开对“知法犯法”的愤慨,并非所有这些行为都应追究刑事责任,而应以犯罪构成要件客观考察。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不构成犯罪的根据其违法行为的具体种类和情节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和执业惩戒,教育本人,警示他人。
第二、法律规定和业务规范指引不明,误入歧途的。
《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了辩护律师同在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权利[25];第37条规定了调查取证权[26]。但在实践中如何具体操作,遍查《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及司法解释,皆语焉不详;行业规范也无明确指引。律师个人理解难免差异而误入歧途。
就本文考察的30起案例来看,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律师对案件信息披露的范围和程度如何掌握,语焉不详:一是向当事人披露。被告人会在庭前收到起诉书,而起诉书往往只以高度概括的方式罗列犯罪行为,不体现指控证据信息。律师就其已经掌握的详细证据信息是否应向当事人披露,没有依据。根据辩护工作需要,如实向当事人披露是制定有效辩护方案的前提,实践中一般也是这样掌握,但当事人往往因此翻供。翻供又有翻真与翻假,真假又一时难辨。控诉机关总是不加区分的要求律师对被告人翻供行为负责。本文考察的李木子、杨仁海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罪、张耀喜涉嫌辩护人妨害证据罪等都是因律师会见后被告人翻供引发的[27]。二是向被告人家属披露。鉴于目前的羁押常态化,多由被告人家属为被告人聘请律师。从合同角度而言,向受托人报告委托事项是受托人的合同义务。在公开开庭审理之前是否可以将案情向家属披露和披露范围无具体规定。辩护人若守口如瓶,有违背委托合同义务和未尽辩护职责的嫌疑,甚至因此遭到投诉;若披露给家属,难免家属籍此运作虚假证据。本文考察的张耀喜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中,张耀喜将案情和事实能否认定与量刑的关系告诉了被告人家属,家属找来证人提供有利于被告人的证言,致使张耀喜被指控[28]。三是向证人披露。证人往往亲历案件过程希望对案情有所了解;或同被告人有亲情关系会非常关心案件情况;或对作证心存顾虑,需要介绍一些案件情况以促使其作证。每个证人了解案情的动机和了解后会对证言产生何种影响难以把握。本文考察的钱丽新涉嫌伪造证据罪等案例,就是因为向证人介绍案情后证人改变证言而遭指控的。律师担任辩护人存在|||这些问题,律师担任代理人时同受害人及家属之间、同受害人证人之间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
其二、律师取证操作规范,尤其调取证人证言的操作规范严重欠缺:律师取证时,持证人(含国家机关等单位和公民个人)配合行为无明确约束;证人证言制作模式、问话方式没有明确规定;证人反复后的法律后果无明确规定等等。在本文考察的张耀喜、刘健、宋福义、于战飞、贾元飞、张用江等涉嫌妨害作证罪中和周怡梅、钱丽新、薛辉、黄亚宾、李木子、马爱芝等涉嫌伪造证据罪中,分别出现了单独会见被告人、以诱导性方式设问、当事人家属在场取证、以向证人宣讲法律诱导证人改变证言、代证人书写证言、证人未核对证言、贿买被害人改变陈述等问题[29]。在没有明确规定情况下,司法机关根据法律对司法机关行为规范的要求和固有职业观念对执业律师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判断,导致偏差甚至错误。如:法律并未要求律师会见和取证须两人以上,而司法机关往往会因为律师单独会见和取证而怀疑律师的动机;侦查员对被害人的财物帮助会被认为是关爱,不影响其获得的被害人陈述的客观性,而辩护人给受害人财物后获得利于被告人的陈述会被认为是贿买遭到指控等。
第三、技术素养欠缺而自食其果的。
律师是实践性很强的职业,良好技术素养至关重要,诉讼律师尤为如此。技术素养的培养是一个主观不断努力,客观要有一定量的业务来锻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要认真研习并熟练掌握大量法律条文;二要忠于现行法律规定,培养执业行为于法有据的执业习惯;三要有那些执业经验丰富的律师的言传身教,手把手指导。而现在的律师业界并非如此:首先,对法律条文掌握不够,经验主义泛滥;其次,对法律规定忠实度不够,针砭现行法律不足之风盛行;最后,受社会功利心态对律师业影响,重经济效益轻人才培养,中国传统师教徒学做法在大陆近乎绝迹。这一局面将给律师业界带来长期严重不良后果。一位年轻同仁曾请作者合办一项业务,委托事项竟填写为“会见”,该同仁对作者的不解很惊讶地解释道:就是家里要给犯罪嫌疑人捎信,同时也看看犯罪嫌疑人有什么话传给家里,并称某大所服务项目即如此,会见按次收费。这一做法是极其危险的:一、律师会见是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的手段而不是一项律师业务;二、会见的谈话内容必须在法定帮助范围内,而不是在嫌疑人和家属间传话;三、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会见可能有侦查人员在场,捎话可能被制止[30],按新|||修订《律师法》会见不被监听[31],但捎话一旦事发,律师可能遭刑事追诉。技术素养欠缺危害极大。
第四、职业操守观念淡薄,为名利折腰的。
职业操守是敦促职业者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有力保障。忠于宪法和法律,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执业;敬业勤业,努力钻研业务,掌握执业所应具备的法律知识和服务技能,不断提高执业水平;珍视和维护律师职业声誉,注重品行和职业道德修养等,是律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32]。坚持职业操守,即便法律规定不明,很多问题也可以避免;职业操守观念淡薄,面对名利驱使会表现出免疫力低下,为名利折腰。本文考察的张建中涉嫌帮助伪造证据罪中,张建中作为执业多年的知名律师,对制作倒签时间授权委托书的行为性质和风险,不会不知而仍为之,原因不外乎维护其“名律师”声望的主观心态和现实或潜在的利益前景[33]。如果能够坚持前述职业操守问题将不会发生。

    (四) 律师与他人合谋原因分析

第一、职业操守观念淡薄导致律师对来自当事人、司法人员的干扰抵制力差,丧失职业立场。这一点前文已述,不再赘述。
第二、对与当事人关系定位错误。当事人满意是对律师工作的肯定,籍此可以构建良好人脉网络,增加潜在客户,因此很多律师不加甄别地迎合当事人要求。但从法律角度讲,律师与当事人只是委托合同关系,只要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即可,合同标的特殊性不会产生合同外法律义务。热情服务是正确的,但应当坚持严格依法的前提。
第三、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独立地位了解不够,盲从于当事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5条[34]和《律师法》第31条的规定,律师辩护意见必须忠于事实和法律[35],辩护律师可以提出不同于委托人的独立辩护意见[36]。实践中有过两种相反的错误倾向:一是律师借口案件事实和法律公正,发表不利于被告人的辩护意见,司法部为此出台有关规定予以纠正;二是认为应当同民事案件一样,与委托人意见冲突时服从委托人。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独立地|||位了解不够,造成对当事人的盲目顺从。
第四、缺乏处理与当事人关系能力和必要的拒绝艺术。尽职尽责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拒绝当事人的不当要求并不矛盾,这一道理人所皆知;而对当事人不当要求予以拒绝的能力不是人人都有。事实上,对当事人晓以利弊,并坚持不谋求私利,在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是可以被说服的。
第五、担心当事人不满而丧失业务机会。实践中可能发生虽晓以利弊,而当事人仍一意孤行,业务机会可能丧失,对律师提出严峻考验。古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选择放弃该单业务以捍卫职业操守,构筑坦荡执业道路,得比失多。
第六、对司法人员参与合谋心存侥幸。本文考察的30起案例比较表明,在司法人员参与下,涉案律师实施违法、违规行为更加明显和大胆。如在张建中涉嫌帮助伪造证据罪中,有一个重要人物预审员曾岩的参与[37];杨海仁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罪中,杨海仁肆无忌惮,与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参与相关[38];石勇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罪中,石勇能够取得假立功材料,有参与篡改卷宗机会,与法庭副庭长、派出所副所长的参与密不可分[39]

    (五) 证人证言最具危险性原因分析

第一、与证人证言本身特点有关。一是受证人认知能力和表达能力限制,产生证言与真实情况的偏差。籍此而言,诸多证人众口一词,证言完全一致并不正常。二是证人主观心态易受干扰,不能客观作证。本文考察的卢忠信涉嫌伪造证据罪中,证人受到被告人家属指示提供伪证,导致卢忠信遭追诉[40]
第二、证人随意出证的法律责任制度不健全。关于证人出证法律责任目前只有《刑法》第305条的规定,即证人故意作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构成伪证罪[41]。在实践中这只是一种极端情形,证人出具证言时的动机和目的复杂多样,多数情况下出于顾虑或其他非伪证目的随意出证。现行法律对此种情形的法律责任没有相应规定,使证人出具不实证言的行为不能得到及时和恰当的矫正,从而造成随意出证和出证后反复现象泛滥,给调取证言的律|||师带来刑事责任风险。
第三、法院对待证人证言态度不科学。前已有述,庭审流于形式和庭审功能不被重视情况严重。其表征是证人当庭证言采信率极低。控诉机关对当庭出具了不利控诉方证言的证人庭后针对性侦查司空见惯,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的证言又被大量采信,势必给取证律师带来风险。
第四、律师调取证人证言的操作规范粗糙。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49条至58条对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调查确证做了规定。其中第49条规定律师取证一般应由二人进行;第54条规定经被调查人同意律师可以对被调查人录音、录像;第56条规定根据需要可邀请有关人员在场见证,并在调查笔录上签名,但对有关人员如何界定又未明确[42]。这些规定虽稍有新意,但仍甚粗糙,操作性不足。


[1]《司法部关于特邀律师注册问题的通知》,1999年6月16日
[2] 律师实务论坛, 2002717,14:42:01
[3] 律师实务论坛, 2002717 14:42:01
[4]《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0条,1990年8月27日至9月7日,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古巴哈瓦那。
[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6条
[6]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7条
[7] 律师实务论坛 ,2002年7月17日 14:42:01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第609页。
[9] 李婧/著:《涉嫌为强奸犯造伪证 女律师庭上拒认罪》[J],《北京晨报》, 2008119
[10] 王俊永 徐志勤/著:《淮北律师为当事人脱罪造伪证被判一年半》,中国法院网,2005年6月8日|||
[11]《周怡梅伪造证据案刑事裁定书》,北大法宝。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第386页。
[13] 黄义伟:《福建首例辩护人涉嫌伪造证据罪案一审判决——未造伪证 律师无罪》[J],《人民日报 . 华东新闻》,2001年10月29日
[14] 周汉基/著:《律师执业风险何日终了──卢钟信律师涉嫌伪造证据罪评析》,《汉基律师》,法律人社区_法学空间网转载.
[1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条
[16]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9条
[17]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条
[18] 参见《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1998年1月19日。
[19] 阿克苏/著:《为赢官司挣钱,引诱犯罪嫌疑人翻供、伪造证据 律师知法犯法锒铛入狱》[J],《新疆法制报》,2008年1月2日
[20]《钱丽新辩护人伪造证据案刑事裁定书》,北大法宝。
[2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
[22] 章文/著:《中国名律师张建中被捕案中案》,中国法院网 ,2002年8月5日。
[23]《周怡梅伪造证据案刑事裁定书》,北大法宝。
[24] 尹鸿伟/著:《“戴罪立功”连环计》[J] ,《南风窗》 2005年第4期•上半月刊 ,《文摘周报》转载。
[2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6条
[26]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
[27] 参见本文参考文献10、25、2|||
[28]《张耀喜妨害作证案刑事判决书》,北大法宝;《张耀喜妨害作证上诉案刑事判决书》,觅法网。
[29] 参见本文参考文献2、16、14、22、23、3、4、5、7、10、12。
[30]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
[3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3条。
[32]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修订:《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 20011126,第二章。
[33] 章文/著:《中国名律师张建中被捕案中案,中国法院网,2002年8月5日。
[3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
[3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1条。
[36] 张思之/主编:《律师实务》[M],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260页;王进喜 陈宜/主编 崔玉麟 彭雪风/副主编:《律师职业行为规则概论》,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第312页。
[37] 章文/著:《中国名律师张建中被捕案中案》,中国法院网,2002年8月5日。
[38] 陈宝琨 李树元/著:《伪造证据 妨害作证——哈尔滨两名知法犯法者被判刑》,正义网 ,2000年11月10日;陈宝琨 李树元/著:《夫妻作伪证 双双现原形》,正义网,2000年11月01日。
[39] 尹鸿伟/著:《“戴罪立功”连环计》[J] ,《南风窗》 2005年第4期•上半月刊 ,《文摘周报》转载。
[40] 周汉基/著:《律师执业风险何日终了──卢钟信律师涉嫌伪造证据罪评析》,《汉基律师》,法律人社区 法学空间网转载。
[4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6条。
[42] 参见《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2000]律发字第8号,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2000221,第49—5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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